教育的本质，不是造神，而是做人。

而我们能做的，就是尊重孩子的客观成长规律，让他们自由、快乐、健康的成长。

10年前，一张“五道杠”和“不屑弟”的照片火遍了全网。

照片中前方的男孩正襟危坐，目不斜视。

他就是当年中国少先队武汉市的副总队长，被誉为“五道杠少年”的黄艺博。

2岁开始看《新闻联播》，5、6岁时读遍《中华上下五千年》和《资治通鉴》，七岁起每天坚持看《人民日报》。

还不到13岁，就包揽了众多荣誉：

“全国百名优秀好少年”、“全国五星雏鹰奖章”、湖北省优秀少年”……

而照片里另一位入镜的男孩，名叫孙童，是黄艺博的同学。

当时，他正望着黄艺博的方向，不屑一顾地撇着嘴。

照片大火后，网友们给他起名为“不屑弟”。

那一年，所有人都觉得“别人家的孩子”黄艺博长大后一定前途不可限量，而“不屑弟”孙童则会像那些衬托鲜花的绿叶一般，平庸地过完一生。

可没想到，很多事我们只看到了开头，却没能猜到结局。

时间回到2011年。

那一年，还是小学生的黄艺博凭借手臂上的“五道杠”横空出世。

在小学时期，一道杠代表小队长，二道杠代表中队长，三道杠则代表大队长。

而五道杠则是武汉有关部门在大队长的基础上，再次增加了区总队长和市总队长的职务，变成了四道杠和五道杠。

作为中国少先队武汉市副总队长，黄艺博这个名字和他的事迹很快被全国人民熟知：

黄艺博，出生于湖北武汉的一个普通家庭。

在同龄的孩子还坐在电视机前看动画片时，他就已经在父母的指导下熟读秦皇汉武、成吉思汗的故事。

他的父母告诉媒体： 

黄艺博“从不玩游戏，关心历史和政治，担忧民族命运的人类战争，理想是为了让大家过上更好的生活。”

入学后，黄艺博成为了第一批进入少先队的学生。

在校期间，他多次在校刊上发表文章。

甚至还在各大杂志上发表文章，在小学短短的六年里，黄艺博就发表了100多篇文章。

由于他光辉的履历，武汉大学在高考前就为他开通了自主招生的渠道。

可令人大跌眼镜的是，黄艺博高考分数只有477分，与一本线相差43分，最终与武汉大学无缘，只能进入当地一所普通民办学校。

伴随着高考的失利，黄艺博的口碑一时间跌入谷底：

虽然顶着“天才少年”的盛誉，但一直以来，黄艺博的成绩都只是中上游的水平；

他发表的文章、撰写的博客，均是其父亲润色后的成果。

那些曾经称他为“天才”、“神童”的媒体和看客，突然间就变了脸，开始叫他“官迷”、“表演型人格”。

面对铺天盖地的嘲笑和谩骂，黄艺博满脸迷惘地说： 

“我做错了什么吗？” 

事实上，黄艺博的确没做错什么。 

真正有问题的是，其实是他接受的教育模式——父母过早地按照大人的模式去栽培他，以至于他失去了儿童应有的天真烂漫。

在本应该读书学习的年纪，把自己变成了老成持重的“政治家”。

不禁让人想起法国教育家卢梭在《爱弥儿》里写过的一段话：

“大自然希望儿童在成人之前就要像一个儿童的样子。

如果我们打乱了这个次序，就会造成一些早熟的果实，他们长得既不丰满，也不甜美。”

童年，本应该是纯真的、天然的，拥有无数种可能性的。

这一时期的孩子本可以开怀大笑，本可以调皮闯祸，本可以为了实现理想而读书。

可在大人的干预下，他们学会了不苟言笑，学会了老成持重，学会了为了曝光度疏于学业。

最终，那些“早熟的果实”，还没能长大，就已经在枝头凋零。

盛名之下，其实难副的从来都不止黄艺博一人，有些孩子的结局远比黄艺博更令人唏嘘。

2016年高考的第一天，9岁女孩张易文，第一次进入了大众的视野。

那天，身高还不足1米3的张易文，在父亲张民弢的陪伴下，进入了商丘市第二高级中学考点，参加高考。

一众家长和记者纷纷表示，9岁就能参加高考，张易文简直是神童。

父亲张民弢听后得意不已，他表示：

女儿除了上过1个月时间的幼儿园外，从未接受过任何义务教育；

一直以来，女儿都是在家中私塾学习，4岁的时候就认识2000多个汉字，如今，已经拿到了高中毕业生同等学力证明……

他说：“我计划让她20岁博士毕业，然后搞科研，进入上流社会。”

这个时代，似乎没有任何一个家长能拒绝孩子快速成才。

但张易文的人生路，在参加高考、被媒体曝光的那一刻开始，就已经入了偏门。

2016年，张易文的高考总成绩只有172分。

因为家里的私塾只教授国学，当面对高中数学、物理和化学等科目时，张易文的大脑一片空白。

可她的父亲显然不打算就此收手。

2017年，10岁的张易文再次踏入高考的考场。

只不过这一次，她参加的是商丘工学院的自主招生考试。

最终，张易文以352分的成绩，被该校的电子信息工程技术专业录取，开始了三年制的大专生活。

大学三年里，“孤独”、“内向”、“沉默”成了张易文的标签。

个子小小的她，无论是从阅历、思想，还是兴趣爱好，都与周围的同学们格格不入。

没有人知道一个本应该在中学校园里肆意欢笑的少女，是如何在大学校园里顶着“另类”的标签捱过这三年。

三年后，深知自己基础薄弱的张易文，没有继续参加专升本考试。

而13岁的她手持一张大专文凭，却没有单位愿意接受。

最终，张易文回到了家中的私塾成为了一名助教，日常帮父母批改作业。

回家以后，张易文开始频繁地与父母争吵，甚至不止一次地说出，是父母不负责任地将她带上了一条错误的道路，耽误了她的一生。

万事万物的成长皆有规律。

多少孩子在父母的催促和鞭策下，背离了成长的规律，虽然一开始把同龄人甩在身后，却永久丧失了攀登更高山峰的潜力。

只能一个人迷惘地站在半山腰，上不去，更下不来。

如果说黄艺博、张易文的收场留给众人的是一声叹息，那么有些“天才”的结局则是狠狠刺痛了那些急于求成的家长的心。

1997年，江西冶金学院的教师倪霖向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方毅写了一封推荐信。

信里，提及了江西赣州一名13岁的天才少年：

他2岁会背30多首诗词，4岁能写400多个汉字，5岁自学《中医学概论》后就能给人开药方，8岁就会下围棋并熟读国学经典…… 

他的名字，叫做宁铂。

不久后，中国科技大学便收到了来自方毅副总理的一封信——正是倪霖写的那一封，只不过上面附了一句批示：

“如属实，应破格收入大学学习。” 

为此，中科大特意派出两名教师来到宁铂就读的赣州八中进行考察。 

而13岁的宁铂对答如流，甚至还检查出一名老师患有头疼症。 

随后，中科大借宁铂选拔之机，启动了全国“天才少年”筛选机制。 

就这样，一个个本应该在中小学校园里戴着红领巾的孩子进入了大学的殿堂，成立了“少年班”。

但欲戴王冠，必承其重。

因为成名太早、太快，宁铂的问题很快暴露出来，据他自己回忆说：

他当时在很多场合，人们要求我七步成诗，但我只是个不谙世事的孩子，所以痛苦充溢着我的内心，那些年我就是在压抑自己的个性中度过的。

由于缺少家长的关怀和正确的引导，宁铂变得自卑又自负。

一方面，他不敢犯错，不敢表露出自己“不够天才”的那一面；

另一方面，他又在众人的赞美声中迷失了自己的定位。

当时，著名的数学家张广厚到“少年班”来讲课，很多同学围着他要签名，唯有宁铂一动不动。

事后，宁铂的回答令人啼笑皆非，他说： 

“张广厚居然不认识我。”

4年后，宁铂本科毕业，本应该考取研究生的他，却因为惧怕失败，三次报名，三次弃考。

接下来，宁铂的人生彻底走向另一个极端：

因为和妻子的教育理念不合，宁铂多次离家出走。 

最终，37岁的宁铂始终没能成为大众期待中的样子，他选择了遁入空门，并前往五台山出家。 

同样令人唏嘘的，还有同被誉为“天才”的谢彦波和干政： 

“少年班”中最小的谢彦波，15岁攻读硕士，18岁跟随中科院副院长读博，随后又进入美国普林斯顿大学，拜199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菲利普·安德森为导师。

但因为和导师不睦，谢彦波没拿到博士学位就匆匆回国。 

如今，再无消息。 

同班的干政，和谢彦波有相似的经历，也是因为和导师关系不佳而中途回国。 

因为学业、事业屡屡受挫，干政人到中年还和母亲住在一间房内，每天足不出户，还患上了精神方面的疾病。

“少年班”只不过是一个培养人才的舞台，有人借着它扶摇直上，有人却沉溺在旧日的辉煌，忘记了前行的方向。

但是暮然回首，你终会发现，人生其实是没有办法加速的。

那些一夜成名的机会，背后总有令人难以承担的代价。

或许是持久的孤独，或许是深深的迷茫，或许是不够健全的心智。

无论如何，单单只有成绩和聪明的孩子，或许赢在了起跑线，但终将无法抵达人生的终点。

记得曾看过这样一句话：

“有人是少年天才，长大却谱就一曲伤仲永；有人看似平庸，最终也能顺遂一生。”

当年风头无两的“五道杠少年”，如今却谱写了一曲伤仲永；

而当年表情搞怪，被人当作笑料的“不屑弟”，却进入了全世界的顶级学府哈佛大学，人生顺风顺水。

“不屑弟”孙童同样出生于普通人家，但他的成长中没有采访，更没有掌声。 

他只是一步步从小学、中学，到大学，在循序渐进的过程里，始终保持着每个年龄段该有的样子。

他的优秀，是一点点的努力和积累促成的辉煌。 

反观黄艺博、张易文、王欣逸这样的天才，却只落得一个伤仲永式的悲剧。 

不禁让人反思：

人生从来都不是一场百米冲刺，而是漫长的马拉松，重要的不是起点能跑多快，而是能否如约抵达终点。

慢一点，或许才是教育最优质的解法：

3岁有3岁的天真，5岁有5岁的调皮，8岁有8岁的自由，10岁有10岁的快乐，踏踏实实走好人生的每一段旅程。 

毕竟，衡量一个孩子的标准，从来都不应该局限于成绩和速度。 

为人父母，只有让孩子的每一阶段都走得踏实、稳当，他们才有力气跑到人生的终点。

本文来源于男孩派（ID: boy666dj）